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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陜北是“落腳點”與“出發點”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編輯: 時間:2016-11-17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陜北蘇區吳起鎮,結束了長征。1936年10月,紅二、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分別在甘肅的會寧、靜寧會合,紅軍三大主力最后在陜北“落腳”。陜北成了紅軍長征的“落腳點”,也是紅軍新征程的“出發點”。
  

毛澤東:陜北是“落腳點”與“出發點”

宋金壽

2016年11月11日07:37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1937年8月,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在南京參加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召開的國防會議。
1937年8月,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在南京參加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召開的國防會議。

聲明:本文(含圖片)原載于《黨史博覽》2016年第10期,系《黨史博覽》雜志社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陜北蘇區吳起鎮,結束了長征。1936年10月,紅二、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分別在甘肅的會寧、靜寧會合,紅軍三大主力最后在陜北“落腳”。陜北成了紅軍長征的“落腳點”,也是紅軍新征程的“出發點”。

吳起鎮成為中央紅軍長征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落腳點”

曾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李維漢(羅邁)說:“在到哈達鋪前,在河邊的一個圩場上,我看見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劉少奇等在一起休息。毛澤東向我打招呼:羅邁,你也來休息一下!我就下馬休息,看到他們正在翻閱一張國民黨的地方報紙,上面登了蔣介石派大軍‘圍剿’陜北‘共匪’劉志丹的消息。我們才具體得知有這樣大的紅軍在陜北蘇區積極活動。黨中央隨即決定到陜北蘇區與陜北紅軍會師。這時才正式宣布成立陜甘支隊,司令員彭德懷,政委毛澤東,共有六七千人。中央派我隨陜甘支隊北上時,沿途檢查軍容風紀。因為這些地區的群眾多是回族,搞好民族關系很重要。我跟彭老總一道走,一起到達吳起鎮。”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革命根據地,猶如離開了“家”。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陜北吳起鎮,就算是到“家”了。

1936年12月,毛澤東給紅軍大學做講演時說:“由于沒有戰勝第五次‘圍剿’和大流動,紅軍和根據地都大大縮小了,但又已經在西北立住了腳跟,鞏固并發展了陜甘寧邊區根據地。紅軍主力三個方面軍已經統一指揮,此事為前所未有。”這就是“落腳點”與“出發點”的意義,長征以我們的勝利宣告結束,新的長征也從這里開始了。

1981年3月筆者采訪程子華時,程子華說:“在消滅榆林橋的東北軍以后,我仍在道佐鋪。陜北蘇區洛河川特委書記李景林來說,有‘馬回回’到了吳起鎮,穿的衣服什么都有。他給了我一張布告,我看落款是陜甘支隊,有彭德懷、楊尚昆的簽名。這樣,我就清楚了,這是中央紅軍來了,趕快歡迎,慰勞他們。我給彭德懷、楊尚昆寫了一個報告,說了陜北敵人的形勢,紅軍的作戰方針,勞山、榆林橋戰斗。”

中央紅軍是因為看到吳起鎮上有蘇維埃的紅色標語,才認定已經到了陜北蘇區的。

中央派賈拓夫尋找西北紅軍,在下寺灣遇到了陜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

李維漢說:“黨中央到了吳起鎮以后,即派賈拓夫帶電臺,作為先遣隊去尋找陜北紅軍和劉志丹,我與他同行。我們在甘泉下寺灣遇到了郭洪濤,得知陜北蘇區正在對紅二十六軍和原陜甘邊黨組織進行肅反,劉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我們當即電告黨中央、毛澤東等同志。”

賈拓夫原來是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同志,1933年10月去了中央蘇區,并留在中央蘇區,在白區工作部工作。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賈拓夫隨紅軍回到陜北。相對其他地區的同志,賈拓夫更了解陜北的情況,又懂當地的方言,派他去尋找、聯絡西北紅軍,最為合適。李維漢當時是中央組織部部長,處理組織問題,管理干部工作,也合適。他們從吳起鎮南下,在下寺灣,遇到了郭洪濤,才算聯絡上了西北的黨和紅軍組織。

郭洪濤原是陜北革命根據地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時任陜甘晉省委副書記。稍后,聶洪鈞也來到了下寺灣。聶洪鈞當時是西北軍委主席。他們先后向李維漢、賈拓夫談了西北蘇區和紅軍的情況。

《毛澤東年譜》有如下的記載:“1935年11月3日,在下寺灣邊區特委,毛澤東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聽取陜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和西北軍委主席聶洪鈞關于陜北蘇區、陜北紅軍及其作戰情況的匯報。在此之前,毛澤東得知陜北肅反擴大化和劉志丹等被關押的情況,當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也就是說,中央在聽取了郭洪濤和聶洪鈞的匯報以后,初步掌握了陜北蘇區的基本情況,并決定了處理陜北肅反的基本方針。

在會議上,毛澤東說:(中共中央)對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的名義較為適當,公開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名義可在打破“圍剿”之后再定。作戰問題,應在這個月解決第三次“圍剿”問題,經過一個深冬讓敵人慢慢做堡壘是不好的。同紅十五軍團會合后,紅十五軍團應保存,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因歷史關系也不要合并。陜甘支隊可編成紅一軍團,并成立紅一方面軍。

為此,會議決定:對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的名義,并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成員有王稼祥、林彪、程子華、徐海東、聶洪鈞、郭洪濤,并確定:大的戰略問題,軍委向中央提出討論;至于戰斗指揮問題,由軍委全權決定。

隨即,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委任彭德懷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林彪為第一軍團軍團長,聶榮臻為政治委員;徐海東為第十五軍團軍團長,程子華為政治委員。自此,紅十五軍團歸紅一方面軍建制,直接納入西北軍委,亦即中革軍委的領導。

11月4日,中央決定分兩路行動:由洛甫(張聞天)、博古等率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去瓦窯堡;由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率紅一軍團南下與紅十五軍團會合。

瓦窯堡成為具有轉折性戰略意義的“落腳點”,革命大本營的所在地

洛甫、博古等率領中央機關進駐瓦窯堡袁標志著瓦窯堡成為全國革命的中心

11月13日,由洛甫、博古等率領的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到達瓦窯堡,標志著瓦窯堡成為全國革命大本營的所在地。

郭洪濤說:“為迎接黨中央、中革軍委的到來,我和賈拓夫先行回到瓦窯堡,布置接待工作。中央和中央紅軍到瓦窯堡那天,有數千名赤衛隊和群眾夾道歡迎,為中央領導同志及全體干部、戰士送茶送水;街道兩側紅旗招展,到處貼著歡迎的標語。中央領導同志及全體干部、戰士頻頻招手致意,群情激奮,歡呼聲此起彼落,那情景令人難以忘懷。我請中央領導同志到省委機關就餐。這頓飯比較豐盛,有海參、魷魚等佳肴。這些海味當時在陜北很罕見,是解放瓦窯堡后打土豪的勝利品。中央領導同志講,這么好的飯菜只在遵義吃過一次,這是第二次。大家都非常高興,席間談笑風生,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意氣盎然;有人還唱起中央蘇區的小調和《國際歌》。對干部、戰士也安排了較好的飯菜。”

在洛甫、博古等率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到達瓦窯堡以后,中共中央即以西北中央局的名義在瓦窯堡開始運作,并做出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戰略決策,使瓦窯堡成為具有轉折性戰略意義的“落腳點”。

西北中央局在瓦窯堡發布了新的綱領和政策

中央機關到瓦窯堡以后,西北中央局仍然由洛甫“負總責”,遵義會議的格局沒有改變。

西北中央局依據中央紅軍長征到陜北以后的新形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策略,先后發布了許多決定和決議事項:1935年11月13日,以中共西北中央局名義發布了《關于開展抗日反蔣運動工作的決定》,指出:“全中國人民現在處于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號召“各級黨部必須立即開展反日、反蔣的民族武裝自衛運動”;同日,發出《為日本帝國主義并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號召全中國的民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聲討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漢奸賣國賊蔣介石,擁護中華蘇維埃與中國工農紅軍抗日反蔣的英勇斗爭,擁護中國共產黨救國圖存的唯一正確的主張”;11月28日,又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的名義發布《抗日救國宣言》,向全國人民宣告:“不論任何政治派別、任何武裝隊伍、任何社會團體、任何個人類別,只要他們愿意抗日反蔣者,我們不但愿意同他們訂立抗日反蔣的作戰協定,而且愿意更進一步同他們組織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并提出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的十大綱領,等等;12月6日,做出《關于改變對富農策略的決定》,爭取富農對蘇維埃政府采取“善意中立”的態度。這一切,為全國人民指明了抗日救國的方向。

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在瓦窯堡設立,并行使職權

在洛甫等到瓦窯堡以后,當即宣告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正式成立。

隨后,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將西北蘇區劃分為兩個省、三個特區,中共西北中央局成立了各級組織,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設立了行政機構。

中共中央早在下寺灣就撤銷了陜甘晉省委,成立陜甘省委和陜北省委,并宣布朱理治為陜甘省委書記,李富春為副書記;郭洪濤為陜北省委書記。

陜甘省與陜北省以下寺灣為界,下寺灣以南為陜甘省,下寺灣以北為陜北省。

陜甘省的主要轄區為甘泉、鄜縣(今富縣)、保安及甘肅的隴東部分。陜甘省蘇維埃主席李生華,副主席朱開銓。駐在地在下寺灣。

陜北省的轄區基本上為原陜北革命根據地的范圍(除神府蘇區外),包括清澗、綏德、米脂、吳堡、延川、宜川、延長、秀延、秀水、延安、安塞等縣。省委書記郭洪濤,宣傳部部長賈拓夫,組織部部長王達成,婦女部部長白茜,工會主席高長久,軍事部部長鐘赤兵,少共書記慕純農。省蘇維埃主席馬明方,副主席霍維德。駐在地瓦窯堡。

三邊特區,包括定邊、安邊、靖邊,書記謝唯俊,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慕生忠。

神府特區,包括神木、府谷,與整個西北蘇區相隔較遠。書記楊和亭,宣傳部部長張江全,組織部部長張秀山,少共書記張漢武。紅軍主力為紅三團,團長王兆相。

關中特區,轄原陜甘邊南區,特委書記賈拓夫,后由習仲勛接任。

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協同打了直羅鎮一仗

程子華后來回憶說:毛澤東、周恩來一塊下來,11月初,在道佐鋪會合。中央紅軍來時,東北軍正進攻陜北。當時,紅十五軍團在榆林橋一帶。因為中央紅軍,即紅一軍團很疲勞,為粉碎東北軍的進攻,把紅十五軍團調到張村驛、東村一帶。東村有一個地主碉堡,很堅固。紅十五軍團打掉了東村的地主碉堡,為后來的直羅鎮戰役準備了戰場。直羅鎮戰役中,紅十五軍團在直羅鎮南面,紅一軍團在直羅鎮北面。頭一天,紅十五軍團包圍了東北軍一○九師師部,一個孤立的山包包,山陡上不去,把它圍起來。周恩來來了,決定晚上發動進攻。隨即,周恩來走了。同時,準備敵人突圍,我們也做了準備。晚上我們發動進攻,東北軍突圍逃跑,我們追。第二天把師長牛元峰打死了。紅一軍團向西追,追到黑水寺,又消滅一個團。這一仗,粉碎了敵人對陜北的第三次“圍剿”。戰后,總結了經驗,毛澤東、周恩來去了后方(直羅鎮戰役以后,毛澤東、周恩來去了瓦窯堡。12月13日,毛澤東、周恩來到達瓦窯堡)。我們繼續準備打仗。直羅鎮一仗,紅十五軍團是主力,也是主攻。

瓦窯堡會議成為國內戰爭向民族戰爭轉變的起點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在瓦窯堡召開。

會議做出《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提出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不論什么人,什么派別,什么武裝隊伍,什么階級,只要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蔣介石的都應該聯合起來開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在中國的統治,取得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保持中國的獨立與領土的完整。只有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下層的與上層的),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與其走狗蔣介石。”這個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當時雖然并不包括蔣介石等人,但它是從國內戰爭走向民族戰爭的起點,并開啟了爭取東北軍抗戰的工作。

為表明抗日決心,也為求生存與發展,紅一方面軍發動東征戰役

陜北地瘠民貧,除了綏德地區稍微富裕一些,其他許多地方靠天吃飯,糧食產量極低。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先期來到陜北的紅二十五軍有幾千人,新來的紅一軍團有六七千人,加上非軍事人員,合起來有近萬人,給陜北蘇區帶來了極大的負擔。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都在壓迫蘇區,隨時準備進攻。

為了表明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抗日救國的決心,中共中央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發動東征戰役。

1936年2月20日,紅一方面軍1.2萬余人由司令員彭德懷、政治委員毛澤東率領,東渡黃河,東征山西。

東征戰役,共消滅敵人七個團,俘虜4000余人,繳槍4000余支,炮20余門,并取得了江河作戰的重要經驗,提高了部隊的整體戰斗力,而且迫使“進剿”西北蘇區的晉軍撤回山西,使陜北蘇區得以恢復、發展和鞏固,大大地擴大了紅軍抗日的政治影響。

周恩來與張學良在膚施(延安)會談,定格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態勢

1935年10月25日,在榆林橋戰斗中,紅十五軍團俘獲了東北軍團長高福源。

程子華回憶說:“我問他(高福源),你打算怎么樣?他說,我被你們俘虜了,你們想怎么辦就怎么辦,我還有什么打算?你們打算把我殺了,還是把我放了?我說,不殺,也不放。他說,那還有什么想法,沒有了。我說,后方有一個軍事學校,請你去講軍事,你去不去?他說,我一定把軍事課講好。中央紅軍來了以后,又教育他,派他回東北軍去,與張學良牽線搭橋。”經過高福源的溝通,首先促成了李克農與東北軍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的會談,達成了紅軍與東北軍六十七軍互不侵犯的口頭協議。

1936年4月9日,周恩來與張學良在膚施天主教堂會談。

會談最終商定:張學良在內部“勸”蔣介石放棄內戰,共產黨在外面“逼”蔣介石停止內戰,實現共同一致的抗日救國。

于是,張學良帶著周恩來“聯蔣抗日”的承諾,回到西安;周恩來懷著“聯蔣”的使命,去了瓦窯堡。

1936年5月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和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即東征戰役回師通電,明確表示:“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諸公進言,在亡國滅種緊急關頭,理應翻然改悔,以兄弟鬩于墻而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國范圍,首先在陜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體辦法。”這個通電表明,中共中央已經放棄了“反蔣”的策略。9月6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于逼蔣抗日的指示》。這樣,就完全落實了周恩來與張學良會談的精神。

與此同時,張學良到南京,在洛陽,苦口婆心地勸說蔣介石“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但蔣介石無動于衷,堅持“剿共”。

“落腳”紅色之都———保安,處理扭轉乾坤的大局

1936年5月18日,中央軍委決定,由紅一方面軍第一、第十五軍團和第八十一師、騎兵團組成西方野戰軍,由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進行西征,打擊甘肅地方軍閥馬鴻逵、馬鴻賓部,在陜甘寧三省邊界地區創造新根據地,擴大陜北蘇區。

紅軍主力西征,后方空虛,從1936年6月初開始,國民黨軍高雙成部乘虛向瓦窯堡進逼。14日,中央做出撤離瓦窯堡的決定。21日,高雙成部突襲瓦窯堡,洛甫、毛澤東、周恩來等撤離瓦窯堡。22日,紅二十九軍、紅三十軍將其包圍,隨后與東北軍達成諒解:紅二十九軍、紅三十軍撤出瓦窯堡,由東北軍進駐。

7月初,中央決定進駐保安。7月11日,洛甫、毛澤東等到達保安“落腳”。后來,保安被斯諾稱為“紅色之都”。

斯諾為探尋“紅色中國”來到保安,向世界闡述紅軍這篇“大道理”

1936年6月,為探尋“紅色中國”,斯諾先到了安塞的一個村落,最先受到了周恩來的接待。幾天之后,斯諾到達保安。

斯諾到保安以后,首先與毛澤東、彭德懷等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以后又去了寧夏預旺縣,然后又折回保安,進行了長達三個多月的采訪。回到北平時,正值西安事變爆發前夕,寫成了《紅星照耀中國》一書。

1938年1月,斯諾為《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書名)做的序中說:“從字面上講起來,這本書是我寫的,這是真的。可是從最實際主義的意義來講,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造,所寫下的。所以這一本書如果是一種正確的記錄和解釋,那就因為是他們的書。而且從嚴格的字面上的意義來講,這一本書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寫的,而是毛澤東、彭德懷、周恩來、林伯渠、徐海東、徐特立、林彪這些人……還有幾十篇和無名的紅色戰士、農民、工人、知識分子所做的對話,從這些對話里面,讀者可以約略窺知使他們成為不可征服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欲望、那種熱情。”可以說,斯諾的這本書是以中國革命者的生命和鮮血寫就的,因而它闡述了紅軍和中國革命的這篇“大道理”。

西安事變爆發,中共中央派周恩來協商大計,“逼蔣抗日”獲得成功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但是,會師并不等于“落腳”。紅軍主力決定東移,11月21日至22日,山城堡一戰,給胡宗南部以沉重的打擊,成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國共兩黨的最后一仗。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蔣介石及幾十名國民黨軍政要員,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史稱西安事變。

張學良、楊虎城扣留蔣介石之后,便立即致電毛澤東、周恩來,稱:“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并將紅軍全部集中環縣,以便共同行動,以防胡敵南進。”

面對突然爆發的事變,毛澤東、周恩來當即復電:“立即將東北軍主力調集西安、平涼一線,十七路軍主力調集西安、潼關一線。固原、慶陽、鄜縣、甘泉僅留少數紅軍,決不進占寸土。紅軍擔任鉗制胡宗南、曾萬鐘、毛炳文、關麟征、李仙洲各軍。恩來擬赴兄處協商大計。”

當張學良得知中共中央決定派周恩來到西安協助處理問題,當即致電中共中央,準備派飛機到保安接周恩來,要中共中央在保安修一條簡易跑道,以便飛機降落。中共中央立即動員群眾修跑道。

當時,中共中央對如何處置蔣介石,尚未完全達成一致,直到15日,才以朱德、毛澤東、周恩來等的名義致電南京國民黨、國民政府諸先生,呼吁他們謀國共之合作,化敵為友,共赴國仇。

此時,人們修跑道的積極性之高,無以言表,僅僅幾天跑道就修好了。當張學良派來的飛機在保安上空轉了幾圈,卻因為跑道太短,又極不平整,實在無法降落,又飛了回去。無奈,周恩來只好騎馬,經安塞,于17日到達膚施。張學良派飛機到膚施,僅一個小時,就把周恩來接到了西安。

當晚,周恩來在西安金家巷一號與張學良會談。面對南京政府明令討伐張、楊,雙方首先商定:東北軍、西北軍集中于西安、潼關一線,紅軍南下膚施、慶陽一帶接防;紅軍加入由東北軍、西北軍組成的抗日聯軍西北軍事委員會。同時,周恩來表示:中共愿意保證蔣介石的安全,但聲明,如果南京挑起內戰,蔣介石的安全不予保證。

17日,周恩來到西安的那天,宋子文也到達西安。宋子文見張學良以后,也見了蔣介石,并遞交了宋美齡的信件,談了南京的情況,并了解到張學良、楊虎城和共產黨沒有要加害蔣介石的意思,便要其同意張學良的請求,下令中央軍撤離潼關一線,避免內戰。隨后,宋子文返回南京。接著,由宋子文、宋美齡為代表,于22日再次到西安。23日,宋氏兄妹與張學良、楊虎城和周恩來進行會談。

24日(一說23日),周恩來去見蔣介石。蔣介石表示:有問題可以到南京去談。

25日,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26日,張學良到南京以后,在致蔣介石函中說:“介公委座鈞鑒:學良生性魯莽粗野,而造成此次違犯紀律,不敬事件之大罪。茲靦顏隨節來京,是以至誠,愿領受鈞座之責罰,處以應得之罪,振紀綱,警將來。凡有利于吾國者,學良萬死不辭,乞鈞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顧慮也。學良不文,不能盡意,區區愚忱,俯乞鑒察。”這就是張學良的民族大義之舉,但蔣介石還是因此而拘禁了他。

延安,紅軍長征最終的“落腳點”,也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出發點”

延安成為紅軍長征最終的“落腳點”與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中國革命新的“出發點”

西安事變期間,東北軍主力南移,駐在延安的東北軍相繼撤離,只留下了地方保安隊與民團留守。由于東北軍撤離,地方保安團心虛,于1936年12月17日自動撤離。18日,紅軍游擊隊開始進駐延安。25日,黃春圃(江華)率領紅軍主力進駐延安。1937年1月10日,洛甫、毛澤東等離開保安,起程前往延安,13日到達延安。

洛甫、毛澤東、博古等人的到達,標志著延安成了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及西北辦事處的駐在地,成了陜北蘇區的中心。

自此,從1937年1月13日至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一直駐在延安,達十余年。所以,延安是紅軍長征最終的“落腳點”,而且是最穩固的“落腳點”。其間,中共中央、毛澤東在延安領導中國革命一步一步地走向勝利,延安又是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出發點”。

在延安,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成就了許多大事。

在延安,中共中央力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國內和平局面開始形成。但從南京對張學良的懲處與幽禁,以及準備再次進攻西安的軍事行動,說明內戰的形勢仍然相當嚴重,和平的局面有再次喪失的可能。

為此,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等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中共和全國人民的壓力下,2月15日至22日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實現了這種轉變。其間,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等提出恢復孫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在內外雙重壓力之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了所謂《關于根絕赤禍之決議》。這個決議,雖要求共產黨停止“赤化”宣傳,但表示接受中共的提議,停止“剿共”,聯合抗日。

為了落實“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2月12日至3月15日,周恩來、葉劍英同顧祝同、賀衷寒、張沖在西安進行了直接談判。2月26日,周恩來與張沖等進行談判,但未取得進展。

此后,談判的焦點集中在紅軍的改編和蘇區的地位問題上。經過艱苦的努力,國共雙方達成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協議,規定:將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設總指揮部,下轄三個師。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不派參謀長、政治處主任,軍隊中的副職,從副師長到副排長,都由中共自行選派,南京政府只向八路軍總部及三個師各派一名聯絡參謀。8月22日,國民政府正式發布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懷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正副總指揮。

9月中旬,博古到達南京與康澤面議中共中央提出的《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的修改問題。在全國人民奮起抗戰的形勢下,國民黨方面不得不同意中共中央在《宣言》中所提出的政治主張,雙方在《宣言》上簽字。21日,博古、葉劍英和蔣介石、康澤、張沖在孔祥熙寓所會談,蔣介石同意發表此《宣言》。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向全國同胞提出奮斗之總目標。9月23日,蔣介石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實際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

《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的發表和蔣介石的談話,標志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國共兩黨、兩軍的第二次合作,標志著“中國革命新紀元”的開始,是全國抗戰的“出發點”,是新的起步。

在延安,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挺進敵后,建立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

8月25日,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周恩來共同發出《關于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將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改為第八路軍總指揮部,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左權任副參謀長,任弼時任政治部主任,鄧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

八路軍下轄三個師:紅一方面軍改編為第一一五師,林彪任師長,聶榮臻任副師長,周昆任參謀長,羅榮桓任政訓處主任,蕭華任政訓處副主任;紅二方面軍改編為第一二○師,賀龍任師長,蕭克任副師長,周士第任參謀長,關向應任政訓處主任,甘泗淇任政訓處副主任;紅四方面軍改編為第一二九師,劉伯承任師長,徐向前任副師長,倪志亮任參謀長,張浩任政訓處主任,宋任窮任政訓處副主任。

8月22日,紅一方面軍主力,即第一一五師的一部分,由陜西三原地區誓師出征;9月3日,第一二○師主力由陜西富平縣莊里鎮出發,隨第一一五師之后北上;4日,八路軍總指揮部由陜西涇陽縣云陽鎮出發東進;30日,第一二九師主力也由陜西富平縣莊里鎮出發東進。至此,八路軍主力東進,奔赴抗日戰場。

依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八路軍把作戰的戰略方向選擇在敵后,在敵后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根據地。八路軍先后建立了由一一五師創建的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一二○師創建的晉西北和大青山抗日根據地,一二九師創建的晉冀豫抗日根據地,新四軍在大江南北創建了華中抗日根據地,并不斷地發展壯大,也就成了新的“落腳點”和“出發點”。

在延安,西北辦事處改制,成立陜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政府

在國共兩黨的談判過程中,1937年2月至3月初,國民黨方面要西北蘇區改為地方行政區,分別直屬各省,并取消民選制度。中共中央則主張保持蘇區在行政上的完整性,政府人員民選推薦。到了3月末至4月初,國民黨方面雖然同意在地域上可以完整,但不予以明確的區域界限,同時堅持派正職長官參與領導。到了5月,國民黨方面仍堅持派正職實行領導,但人選可以由共產黨方面推薦國民黨方面的人員擔任,共產黨方面自己提出副職。于是,中共提出在張繼、宋子文和于右任三人中擇一人為正職長官。由于國民黨方面違背承諾,決意派丁惟汾為行政長官,遭到中共方面的堅決拒絕。中共始提出,由林伯渠、張國燾、秦邦憲、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濤、張沖(國民黨方面與共產黨談判的代表之一)、杜斌丞(國民政府陜西省政府秘書長)為政府委員,并力爭“林正張副”,即林伯渠為政府主席,張國燾為副主席。7月,蔣介石在廬山宣布承認陜甘寧邊區,但仍堅持由國民黨方面派正職長官。中共則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堅持蘇區必須由黨“包辦”,決不讓步,不允許國民黨方面“橫插”一人。事情未能解決。共產黨一方面與國民黨談判,另一方面則積極準備將西北辦事處改組為抗日民主政府。1937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改由林伯渠替代博古,負責西北辦事處的實際工作。

4月下旬,西北辦事處決定成立四個專門委員會,以研究政治體制、選舉制度、經濟計劃和文化建設等問題。5月中旬,四個專門委員會分別提出了《陜甘寧邊區議會及行政組織綱要》《陜甘寧邊區選舉條例》,以及經濟、文化建設工作規劃等,確立了抗日的民主制度,即容納一切抗日的黨派、階級和階層的人們。

全面抗戰爆發后,形勢緊急,西北辦事處著手進行從蘇維埃政府向特區政府的轉變。9月6日,宣布陜甘寧邊區政府正式成立,由林伯渠、張國燾、秦邦憲、董必武、徐特立、謝覺哉、郭洪濤、馬明方等九人為邊區政府委員(也稱主席團委員),林伯渠為邊區政府主席,張國燾為副主席。

陜甘寧邊區政府的正式成立,標志著蘇維埃政治制度的結束和抗日民主政權階段的開始。

其實,陜甘寧邊區不僅是一個地域概念,更重要的是一個政治實體,是中國共產黨的腳踏實地的“一個落腳點”。

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說,陜北有兩點,“一個落腳點”“一個出發點”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召開。

此前,毛澤東在七大預備會議上談及七大的工作方針時,說:“有相當一些同志,走了二萬五千里,變成了一個包袱,增加了他的負擔,變成了一個駝子,因為他背的包袱太大了。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據地,江西根據地現在就沒有了;人家沒有走路,但是陜北還是一個根據地。同志,你走了路,把根據地丟了,人家向你要那個根據地,你賠得起嗎?你賠不起,我也賠不起。如果要賠法幣邊幣,還可以想一點辦法,但是要賠江西根據地,就毫無辦法。人家沒有走路,但是有根據地;我們走了二萬五千里的路,沒有了根據地。”

同時,毛澤東還特別強調:“有了三十萬黨員、幾十萬軍隊,頭大了,急躁起來了,結果只剩下了一個陜北。有人說,陜北這個地方不好,地瘠民貧。但是我說,沒有陜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說陜北是兩點,一個落腳點,一個出發點。七大在陜北開會,這是陜北人的光榮。陜北已成為我們一切工作的試驗區,我們的一切工作在這里先行試驗,在這里開七大,在這里解決歷史問題。”就此,毛澤東對陜北和中央在陜北的工作做了基本總結。

陜北不光是中央紅軍的“落腳點”,也是紅二十五軍、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的“落腳點”,是全國紅軍聚會的地方,是紅軍這個“大家庭”落腳的地方,“此事為前此所未有”。

但是“落腳點”不是終點,只是過去的終結,同時也是新的開始———“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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